对美韩多晶硅反倾销启动 提价多晶硅犹难

20.朱景文：《关于法理学向何处去的一点看法》，载《法学》2000年第2期。

[[5]]在确定法与行政的关系时，一般要求遵守法治主义原则。[[23]]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国会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这被称为国会中心主义。

（二）依法行政的例外 依法行政是日本行政法学的基本原理，而依法行政的原意是要求行政主体的所有行政活动都必须依法进行、符合法律，但在现实的行政过程中，却存在着许多依法行政原理的例外。在此基础上还派生了所谓责任行政原则、民主国家原理。法系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逐步导入了德国的法治国思想，在制度上，仿照德国普鲁士宪法制定了宣扬天皇主权的明治宪法（即1889年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并在明治宪法之下初步构建了日本近代法律体系，由此在法律制度上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法治主义。[[48]]  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事務所総局行政局：平成7年度——平成24年度《行政事件の概況》，载《法曹時報》1996年第48卷第9号——2013年第65卷第9号。但是，由于现实行政具有复杂性、多样性、专门技术性以及对将来的预测性等特点，法律的语言又具有抽象性，因此，有时也不得不承认行政权判断或行动的余地。

但日本传统行政法治主义强调通过事先由立法机关制定实体法来保障依法行政，而缺乏程序的规制。争夺的结果是确立了税收法律主义原则，从而实现了议会对于国王征税权的限制。中国（法治）梦 一 保护人民权利是包括宪法在内的全部国家法律的基本任务。

我国自1978年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法制的不断进步，民事救济的法律，无论是实体法层面还是程序法层面，都有了显著的改观。1990年《行政复议条例》（已为1999年《行政复议法》所取代）在诉讼途径外，为公民、法人权利的行政救济提供了又一途径。如果缺乏相应的权利救济制度，不能为人民的权利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那么任何关于人民权利的宣言都只是一句空话，都只是一张开给人民的空头支票。更为重要的是将权利保障落实到具体制度尤其是权利救济制度的构建上，建立和健全权利救济制度，在人民的权利遭受侵害时能够为其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

利害关系人认为行政机关的条例违法或侵害了其自身利益，可在条例颁布后2个月内向行政法院提起越权之诉，请求撤销不合法的条例。加快这方面的制度构建，是保护人民权利的必要，也是健全法律体系、实现中国（法治）梦的当务之急。

一般来说，人民权利遭受侵害无非两种情形：一是来自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的侵害，如张三打伤了李四，A公司生产的有害食品造成消费者的损害。从实体法层面看，在违约救济方面，1981年《经济合同法》对违反经济合同的责任作了规定，1985年《涉外经济合同法》对涉外经济合同的违约责任作了规定，1986年《民法通则》对违约责任也作了专门规定。即便是在改革开放后，由于公权力机关实施的具有普遍效力的立法、行政、司法行为侵害人民权利的现象也不在少见。2007年12月4日，69名法学界专家学者向全国人大提交公民建议，要求启动对劳动教养制度的违宪审查。

但是，这一制度至少应该包括两个要点：一是使得公权力机关制定的涉嫌侵害人民权利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规范性司法解释能够得到及时的纠正。该法还赋予普通法院以法律规范审查的职能，规定法院认为裁判案件所依据的法律违反宪法时，应中止审理程序，如该法律违反州宪法，则应征求有关主管宪法争议的州法院作出的裁判意见，如该法律违反本基本法，则应征求联邦宪法法院作出的裁判意见。《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程序法层面上，权利救济体现在民事诉讼程序和仲裁程序以及其他纠纷解决程序制度的构建上。

【作者简介】 柳经纬，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至于像收容遣送、收容教育、劳动教养以及强征强拆这些在改革开放之前早已存在的制度，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其具有的侵害人民权利的真面目也渐渐显露出来，并招来恶法的骂名。

但是，当人民权利遭受来自公权力机关具有普遍效力的行为的侵害时，则明显缺乏相应的救济制度构建。又如，劳动教养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改革开放后逐渐健全（197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

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关于同命不同价的规定，各地政府有关商品房或汽车限购的政策，其正当性已备受质疑，但至今未得到有效纠正。近年来各地政府频频出台的以户籍为基础的商品房限购或汽车限购政策，也同样存在着户籍歧视、限制公民财产权和合同自由之嫌。《行政法院法》第47条则规定，任何人认为法规、命令侵害其权利或者在可预测的时间内侵害其权利时，可以申请高级行政法院进行规范审查，以确认法规、命令无效。这也表明，从人民权利保护这一法的基本任务角度观察，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在侵权救济方面，1982年《商标法》、1984年《专利法》、1990年《著作权法》、1986年《民法通则》、2007年《物权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都对不同领域的侵权责任作了规定。进入21世纪以来，该制度之恶日益显露，人们纷纷谴责和呼吁废除这一制度。

总体来看，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在权利的民事救济方面，已经实现了制度构建，未来的问题主要是如何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完善民事救济制度，切实发挥民事救济制度的效用，而不是由于制度缺失造成的体系补缺问题。上述国家的司法审查制度对于权利遭受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机关作出的抽象行政行为侵害的受害人或可能遭受侵害的利害关系人提供了一条较为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

这也是在上述公权力机关侵害人民权利的第二种情形下，人民权利无法获得有效救济的根本原因。在实践中，这一制度背离了对教育和挽救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人的本意，逐渐演变成一非经正当程序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强制公民从事繁重劳动、造成被劳教人员非正常死亡的恶制度。

2003年3月孙志刚事件的发生，导致公众舆论对这一制度的普遍谴责。《民法通则》第1条规定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

进入专题： 权利救济 法律体系 司法审查 中国梦 法治 。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在人民权利遭受公权力机关侵害的个案情形，未来的任务是如何严格执行这些法律规定，如何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问题，也不是由于制度缺失产生的体系补缺问题。例如，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俞江等三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审查。二是因这些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范性司法解释受到损害的权利人能够获得有效的赔偿。

前文提到的劳动教养、收容审查、强征强拆、房产汽车限购等，均有学者向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提请进行违宪审查。因此，人们也只见到媒体关于学者和民众提起违宪审查的建议，而未见有关机关对这些建议予以受理的后续行动。

五 从域外的法治实践来看，当人民权利遭受来自公权力机关实施的具有普遍效力的行为的侵害时，法律救济的主要方式是司法审查，即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机关颁布的法规、规章和命令进行是否存在着侵害人民权利的规范审查。在德国，设有宪法法院和行政法院，负责对法律、法规或行政命令的司法审查。

至于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这样的法律，更是旗帜鲜明地宣告以保护特定弱势群体的权利为使命。国务院1993年制定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亦有非经正当程序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之嫌，但至今亦未见废止。

《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2条（复审权）规定，因行政机关行为致使其法定权利受到侵害的人，或受到在有关法律规定内的机关行为的不利影响或损害的人，均有权向法院提起司法复审。收容遣送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从产生到废止，均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数以千万计的公民为此付出了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的沉重代价。1989年《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至于是否袭用西方国家的做法，建立司法审查制度，设立宪法法院、行政法院等，当属别论。

因此，加快这方面的法律制度构建，是保护人民权利的必要，也是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必要，是建设法治中国、实现中国（法治）梦的当务之急。三 公权力是国家机关拥有的对人民共同体事务的管理权，公权力机关与人民不具有平等的地位，因此公权力机关对人民权利的侵害，与来自私主体对人民权利的侵害就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不是近年来法治的进步和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这些制度之恶的充分显露，如果不是日益强大的民意的推动，这些制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在仲裁救济程序方面，1994年制定了《仲裁法》，2007年制定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2009年又制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建立了商事仲裁、劳动仲裁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等多元仲裁制度。

这些法律无不宣示其保护人民权利的宗旨、立场和态度。例如，收容遣送始于20世纪50年代之初，1982年国务院制定《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使之制度化，199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将收容对象扩大到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收入），收容遣送制度逐步脱离原来社会救助的宗旨，沦为一项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